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攒“年味儿”：隆德花灯“扎”出幸福年******
(新春走基层)攒“年味儿”：隆德花灯“扎”出幸福年
中新网宁夏隆德1月12日电 题：攒“年味儿”：隆德花灯“扎”出幸福年
中新网记者 于晶
花灯，代表着喜庆，象征着祥和。兔年临近，宁夏固原市隆德县花灯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苏红章制作了一盏名为“前‘兔’似锦”的花灯，表达了花灯制作人的美好新春祝愿。
12日，记者探访隆德县花灯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苏红章的纯手工花灯制作工作室，感受花灯中“扎”出的浓浓“年味儿”。
这盏“前‘兔’似锦”花灯为传统手拉花灯，小兔子通体白色，眼耳口鼻都可活动，舌头贴有“金币”，意味招财进宝；腹部写有“福”字，意为福气到来；内部则采用明火为发光源，寓意兴旺红火。
苏红章制作的花灯。 受访者供图隆德花灯是一门传统手艺，采用纯手工制作，历史悠久，起源于西汉，盛于唐代，到了宋代遍及民间，是中国花灯艺术在西北地区的一支重要流派。在隆德，每到春节，家家户户门前都会挂上红红火火的花灯，表达美好期盼，祈愿幸福太平年。为了传承这门手艺，数十年间，苏红章设计花灯无数，近千张草图无一重复。
在苏红章看来，灯架是一盏花灯的灵魂。为了塑造最灵动的造型，在制作每一盏花灯之前，苏红章都要先画出草图，再根据草图，将苇料、竹料或高粱秆弯曲，用尺子精确量好距离，将不同尺寸、不同形状的材料绑扎固定，形成花灯的骨架。
“古老的花灯在骨架处的连接部分一般是用黑、白麻纸搓成纸捻子加以固定，后来为使花灯更加结实，就采用绑丝固定了。”苏红章一边制作花灯一边讲解着传承中的变化。
而变化不仅在于花灯骨架从芦苇、竹竿等变成了铁丝和钢丝，过去用来照明的蜡烛和油灯也被各色各样的彩灯所取代，糊裱花灯所用的纸张或者布匹，现在多采用丝绸、刺绣、绢布等。
说话间，一盏福禄寿三星灯的灯架就制作好了。接下来，就是剪彩纸、糊彩纸，贴流苏等工序，花灯的每处设计、每个细节，苏红章都谙熟于心。在苏红章看来，花灯承载着人们美好的愿望，因此在制作过程中，他将福禄寿等元素融入花灯中，让人们在赏花灯的同时感受到来自传统花灯和手工艺人的美好祝福。
苏红章告诉记者，扎花灯不仅是传承手工艺，也是为了留住人们记忆中的隆德。他将隆德的传统文化与花灯技艺相融合，也将这座城市许多人共同的家乡记忆藏进了手中的一盏盏花灯。一本本的画册，是他的人生记忆，也是隆德的城市记忆。
据苏红章回忆，儿时，每逢佳节，隆德夜晚的街道总是热闹的，老老少少在街边列队而站，闹花灯、马社火、舞狮……花灯伴随着传统民俗流转出不同的色彩，这些都是隆德这座城对于花灯的记忆。
“原以为随着时代的发展，老手艺会逐步淡出大众视线，没想到恰恰相反，如今还挺受市场欢迎的。”苏红章说，尽管时代在变化，工艺在进步，但传统手工艺呈现出的吉祥如意没有变，百姓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没有变，节日的欢乐气氛没有变。(完)
东西问·中外对话丨女性题材电影，东西方有何不同？****** 从41年前首部电影《原野》惊艳亮相威尼斯，到中国电影成为各大电影节的“常客”，从功夫片一枝独秀到各种类型影片频频走出去，中国电影已成为外国观众了解中国的窗口。中国电影如何更好地反映当下、让世界通过电影了解中国？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长、著名导演李少红与上海大学艺术研究中心艺术总监、著名电影制片人马可·穆勒展开对话。 视频：【东西问·中外对话】中国电影如何拉近东西方距离？来源：中国新闻网 曾执导过《红粉》《四十不惑》《橘子红了》《大明宫词》等多部女性题材作品的李少红认为，应该鼓励包括女性题材在内的现实题材电影交流。 曾担任过多个国际电影节主席，把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贾樟柯等中国导演推向国际舞台的马可·穆勒认为，丰富多样的中国电影可以让国外观众更多了解中国文化的丰富性。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电影“走出去”有助于世界了解中国 中新社记者：1981年马可·穆勒先生担任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亚洲电影顾问时，将中国影片《原野》带到威尼斯，碰巧《原野》也是中国新闻社出品的。当时是怎样一个契机让您将《原野》这部影片从中国带向欧洲？ 马可·穆勒：1981年年初，有几位国内朋友告诉我，一家新公司南海影业正在做一部电影《原野》。我非常喜欢曹禺的话剧，也看了《原野》，发现这是个女导演的处女作，我就问可不可以跟该片导演凌子认识一下。凌子后来又介绍了更多的女导演给我认识，我那个时候觉得中国终于有了非常强、非常活泼的一批新的女导演。  电影《原野》海报，来源：网络中新社记者：中国电影走向世界有什么特殊意义？ 李少红：这个过程让我们打开了眼界和世界观，同时也能够让世界了解中国。1992年的《四十不惑》是我们这一代现代题材的第一部去欧洲电影节的影片，能获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时中国人的生活对西方来讲非常陌生，尤其是现实生活。我能从记者的提问中感受到他们想通过影片来了解中国和中国人的状态，所以我觉得现实题材的影片能够出去是非常重要的。 马可·穆勒：那个时候这些电影都是新生代导演的第一部或者第二部。它们真的是丰富多样，他们所探索的方向不是一致的。我那个时候就特别想通过这些电影让国外的观众，特别是欧洲的观众多了解中国文化的丰富性。 中新社记者：如何看待国际获奖和国内获奖之间的关系？ 马可·穆勒：上世纪90年代应该是中国电影的热门时代，几乎每个大电影节都会有一部中国主竞赛影片，国外的发行也会考虑多买几部中国影片。为什么上世纪90年代国外会有热门的中国电影？因为那个时候好多电影都是有商业价值的艺术片，或者有高艺术品质的商业片。我真的非常敬佩那些导演所作的贡献，让更多的人马上就可以看懂，可以理解。 李少红：不管是在国际还是在国内获奖，对我们的艺术创作都是肯定和鼓励。国际上获奖是从中国发展的故事和东方文化的角度去欣赏这种艺术价值，这是一个相当高的肯定。国内的鼓励则更直接，因为我们的创作反映的是中国的现实生活和历史文化，这种肯定更重要。 女性创作丰富了世界 中新社记者：如何看待女性导演、女性题材创作对整个电影产业的贡献？ 李少红：我觉得女性视角和女性创作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这个世界。作为女性导演，我们很自觉地在做这种观察和表达。《红粉》1995年在柏林电影节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之后我自觉地在影片创作中采用女性视角，无论是历史题材还是现实题材，这也形成了我自己的创作特色。 马可·穆勒：每几年，中国电影中就会出现一两部女性题材影片，真实地为中国女性发声。如从凌子到黄蜀芹、李少红等第四代、第五代有代表性的女导演，以及最新一代的李玉导演作品，都让外国观众深入了解中国女性的世界观，以及她们对社会的观察和探讨。 中新社记者：在女性题材电影中，欧美影片与中国影片有什么异同？ 马可·穆勒：我认为二者差异不大，但中国女性题材电影，不仅是女导演拍，也有男导演拍。例如张艺谋导演作品《秋菊打官司》就塑造了一个为争取自身权益而奋斗的女性角色，这部电影获得了第4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曾获第5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圣马可奖的田壮壮导演作品《小城之春》，也是由男导演拍摄的中国女性题材电影。中国香港导演杜琪峰，大家都觉得他擅长执导动作片、侦探片，但是他每拍三四部影片，也会考虑拍一部女性题材影片。 中新社记者：当今的女性观众与30年前有什么不同？如何看待女性意识的觉醒？ 马可·穆勒：在中国电影市场(作品)多样化之下，现在中国女性观众可以看到多种类的电影。以前，特别是西方和日本的女导演拍摄的电影受众是三四十岁的女性。现在的导演无论男女，他们电影的目标受众更年轻，观众也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电影。近年来中国电影的成就之一，就是女导演也开始拍类型片。 李少红：从个人经历看，我的女性意识的形成经历了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以前我们有句口号“妇女能顶半边天”，是说妇女也有平等工作的机会和权利，同时也降低了性别差异意识。改革开放后，女性更加关注和思考自己的存在价值，争取在社会上的独立性。现在我和很多年轻女导演交流的时候发现，她们都非常自信地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知道在自己想创作的题材中，从女性的视角出发应该坚持什么。 中新社记者：《世间有她》这部电影如何表现当今女性的生存状态？ 李少红：这部影片三位导演都是女性，我们从女性的角度出发，以女性的视角观察生活，观察女性在困难中如何面对情感和家庭问题。另外，从不同地域表现来说，张艾嘉导演在中国香港，反映了与内地不同的情况，陈冲导演反映的是一对分离在两地的情侣的情感。影片多元表现了最普通的妇女在家庭中承担的责任。 马可·穆勒：《世间有她》特别展现了在困难时期家庭中出现的很多矛盾。三位女导演很清楚如何真实展现这些问题和主人公解决问题的方法。包括《世间有她》在内的许多中国电影都具有跨越语言、文化障碍的突破力，能够引起国外观众对中国女导演作品、中国女性题材影片的重视。 以电影促进中外对话任重道远 中新社记者：在促进以电影为媒介的中外对话中，电影人还需要做出哪些努力？ 马可·穆勒：我认为需要考虑中国电影在国外可能会遇到的文化差异。这方面可以通过对中国文化的翻译、释义帮助国外观众理解中国电影，进而引起他们的共情。 李少红：东西方文化确实存在差异，需要更多宣传和推广才能拉近彼此的距离。从创作上，可以多关注包括女性题材在内的现实题材电影交流。性别的表达是世界的语言，不存在障碍，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体，无论男人女人，都能感同身受，这样的作品应该多一点。我们在电影节或电影展映上看到这方面题材的影片，也会非常感兴趣，虽然讲述的是其他国家的人遇到问题是怎样应对的，但其实和我们没有什么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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